摘要 未富先老的农村老龄化是一个重大挑战。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很难应对农村老龄化,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在于生长农村相助养老。从当前生长相助养老的实践来看,有三种重要的相助养老技术受到重视,划分是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
遗憾的是,虽然国家一直在推广农村相助养老,但效果并欠好,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实践中相对忽视情况建设,没有将相助养老技术置于乡村社会信任条件下。缺少乡村社会资本,相助养老技术难以良性运转。农村相助养老需要与之匹配的乡村建设尤其是乡村文化建设。
以乡村熟人社会和家庭养老为基础的相助养老,为中国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模式,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战略选择。关键词 老龄化;相助养老;“时间银行”;社会资本中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农村老龄化水平甚于都会。在快速都会化的配景下,当前中国农村泛起了普遍的农民家庭城乡分散,年轻人进城而暮年人留守在村。因为家庭分散,之前主要依靠家庭的农村养老变得难题。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国家很难负担起主要的农村养老责任。中国农村养宿将成为大问题。
一般来讲,在农村,农民都有住房和土地,纵然没有非农收入,年事凌驾60岁的农村暮年人也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足以维持他们一般的生活水平。农村养老的主要问题是当暮年人丧失生产能力,甚至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之后,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照料等问题。
农村养老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家庭养老,二是机构养老。机构养老中最典型的是为农村孤寡暮年人提供的乡镇幸福院养老。最近几年市场化的养老机构生长迅速,为少数农村暮年人提供了养老去处。
不外,从现在情况来看,农村机构养老占比很低,且纵然孤寡老人也大多不愿意到幸福院集中养老。家庭养老中,暮年人身体康健、生活能自理时固然没有问题,而在子女进城、年迈怙恃生活很难自理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就较多。除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外,近年来国家提倡相助养老,尤以河北肥乡“相助幸福院”实践引发广泛关注。
相助养老可以被视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以外的第三种农村养老方式,但并非对前两者的替代,而是增补的甚至是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养老方式。笔者以为,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在于生长相助养老。
一、当前农村养老的基础问题当前中国中西部宽大农村地域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做生意、中暮年人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都会就业时机多,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在二、三工业就业赢利,而丧失了在都会就业优势,越来越难以获得都会就业时机的中暮年人返乡务农。进城农民工年事大了会返乡务农,或农村暮年人一般不愿进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都会生活成本比农村高许多,在缺少都会就业时机的情况下,回到农村生活,不仅农村生活成本低,而且可以从农业中赢利;二是农村生活是熟人社会的生活,农村暮年人可以与土地联合起来,容易发生意义和归宿感。
农民进城有两个差别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20世纪90年月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做生意,从都会获取收入用于农村家庭消费。农民进城了,农村却越发繁荣。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做生意的目的已不再是赢利返乡,而是在都会体面安居。不外,对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来讲,仅靠有限的务工做生意收入很难实现体面的都会安居,也无力将年迈怙恃接到都会配合生活。实际上,进城农民要在都会安居,往往不仅难以负担对暮年怙恃的赡养责任,还需要农村怙恃用务农收入来支持进城子女艰难的都会生活。这样一来,进入21世纪后,农民工进城务工做生意就不再是向农村输入资源,而是继续从农村罗致资源用于都会消费,农村因此加速了老龄化且越发衰败。
从农村暮年人的角度看,如果在都会二、三工业缺少就业赢利时机,他们也一定不愿意待在都会,纵然子女已在都会买房安居,他们也不愿意在子女家中生活,而愿意回到农村,原因有二:第一,在子女家生活暮年人只是消费者,回到乡村却可以与土地联合起来成为生产者;第二,在子女家生活不自由,尤其是在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原来就欠好的情况下,与子女整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简直是受罪。回到乡村就是回到自由自在的熟人社会。不自由毋宁死,回到乡村就自由了。
当前农民进城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年轻人开始在都会安居,导致农村资源进一步流向都会,同时,暮年人仍然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的暮年人的状况包罗养老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关切。留守在农村的暮年人状况如何?我们可以对留守暮年人依据生发生活情况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仍然具有生产能力的暮年人,这样的暮年人一般都是低龄暮年人,身体康健。
这样的低龄暮年人,通常子女已经立室,怙恃已经去世,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不高,闲暇时间多,就是农村“肩负不重的人”。他们收入不高,消费也不高,不太缺钱花,休闲时间多,因此他们进入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轻松闲暇时期,真正开启了人生“第二春”。二是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生活能自理的暮年人。因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泉源较少,他们成为社会中的消费者,心理上变得相对弱势。
又因为生活能自理,依靠自己积贮、子女经济支持、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以及自给自足经济收入,他们维持温饱没有问题。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半失能暮年人。
他们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照料,若有子女在村,获得子女照料,生活问题就可以解决;若子女进城了,他们生活就可能变得难题。纵然有子女在村,在恒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久病床前无孝子”,暮年人生活质量就不行能高,心理上越发劣势。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一般都是高龄暮年人或患病暮年人,这样的暮年人数量不多,状况欠好,他们尤其担忧恒久生活不能自理的卧床引发“不能好死”,所以往往盼愿自己死就快点死,不要拖。
甚至有些地域农村泛起了为不增加子女肩负,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自杀的情况。当前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首先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的照料问题。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晚年处境会引发道德灾难,并对其他人发生恶劣预期。
农村养老必须要解决生活不能自理暮年人的照料问题,让他们仍然能感受到体面和生命的价值。具有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够自理的暮年人,生活固然没有问题,不外,暮年人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养老不是“等死”,而是真正有生产意义与价值的运动,是生产性的而不只是消费性的。
留守暮年人不仅要获得物质的基本满足,而且需要精神生活,需要生产、生活的意义,需要真正酿成可以发挥余热的社会建设者。当前中国农村养老实践中,最主要的方式仍然是家庭养老,其次是机构养老。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机构养老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
如前已述,从家庭养老来看,留守农村暮年人因为年轻人进城而生活无人照料时,往往处境艰难,甚至有些留守老人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反过来,当暮年怙恃生活不能自理时,进城子女也无法在都会放心务工做生意。在当前都会化配景下,农村家庭已发生城乡分散,仅仅依靠家庭养老,对家庭的拖累可能很大,暮年人也会感应歉疚,农民家庭因此就会发生强烈的托老需求。在一些地域好比江西宜丰县,笔者调研发现,近年来新建立的几十家托老所,吸收因子女外出务工做生意而无法获得赡养的暮年怙恃,而这些老人一般都生活不能自理。
只要生活能自理,暮年人就仍然生活在乡村,但难防意外,且往往生活不是很便利。从我们调研宜丰县托老所的情况来看,托老所都是民办非企业,吸收的一般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收费一般为2000元/月,托老所仅提供基本生活照料,险些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暮年人精神状态普遍很差,多是“等死”的心态。与民办非企业的托老所有所差别,乡镇幸福院基本上吸收的都是孤寡老人,不外,总体来讲,只要有条件,孤寡老人(五保户)一般都不愿意进幸福院养老,因为幸福院切断了暮年人的社会联系而成为孤岛,也因此,虽然民政部曾要求全国各地提高五保集中供养水平,但集中供养效果并欠好。
2017年暑假笔者在湖北团风县调研,当地民政干部告诉我们,只要生活能自理,险些所有五保户都愿意生活在乡村而不愿集中到乡镇幸福院养老,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乡村生活仍然保持了社会联系,同时也自由。险些所有观察都显示,农村暮年人不愿到机构养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了机构往往也就失去了自由。养老机构之所以会限制老人的自由,是因为养老机构要降低风险,防止暮年人泛起意外,好比暮年人外出意外死亡,养老机构的责任就很是大。为了不泛起风险,养老机构一般都市限制暮年人外出。
同样,为了防止暮年人在养老机构泛起意外,国家也会对养老机构举行达标检查,尤其消防达标是强制性的。相对较高的宁静尺度增加了养老机构的投入,也自然会使养老机构的收费尺度提高。
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就可能因为收费太高而难以进入机构养老,而老人在家中养老风险其实更大。差别之处仅在于,在家中出意外,风险自担,而在养老机构出意外,机构要担责。
因为在机构养老既无自由,又缺少精神生活,农村暮年人除非生活不能自理,否则是不愿进机构养老的,甚至孤寡老人也往往只有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才不得不进乡镇幸福院养老。正是在家庭养老遇到逆境,机构养老难担大任的情况下,农村相助养老就成为值得期待的重要养老方式。二、农村相助养老及其存在的风险河北省肥乡县(现为邯郸市肥乡区)前屯村首推的“相助幸福院”是比力早、比力典型、影响也比力大的农村相助养老案例。2008年前屯村使用村团体闲置园地和部门资金资源制作“相助幸福院”,幸福院聚集了生活能自理的60岁以上独居老人的气力及其养老资源,在生活和治理方面实行自助和相助,是一种“村团体办得起,老人住得起,政府支持得起”的相助养老方式。
幸福院的资金以子女提供和村团体提供为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主要靠暮年人之间相助提供。前屯村“相助幸福院”的做法很快在全县、全省以致全国推广,如山东省邹都会黄广村“相助养老互助社”摆设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集中居住,村委会将居住地建在有入住需求的老人相对集中的村子,互助社中的低龄老人资助高龄老人,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自愿联合,相互资助。肥乡相助幸福院养老模式获得民政部的充实肯定,并在全国规模内努力推广。
不外,从相关调研来看,相助幸福院在全国许多地域“运营效果不理想,甚至部门幸福院已经空置下来”。其中原因是“现在政府在资金、执法法例、服务供应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位”“村团体供应能力不足”,以及“社会帮扶供应滞后”。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助养老的优势及其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农村相助养总是相对理想的模式。
乡村里都是熟人,国家和村团体建幸福院,提供园地和部门资金,乡村暮年人相互照顾。低龄暮年人照顾高龄暮年人,身体好的暮年人照顾身体弱的暮年人。
暮年人已经退出生产领域,有大量闲暇时间,到幸福院一起娱乐,相互照顾,既打发了时间,提高了生活质量,又可以资助需要资助的暮年人,做了好事,积了德。换句话说,当前农村低龄、身体康健的暮年人有大量闲暇时间,使用闲暇时间照顾身体弱、年事大的暮年人,花费时间和精神不多,能互惠并获得好评。既然乡村中有大量低龄的身体康健的暮年人无事可做,将他们组织起来相助、照顾身体弱的高龄暮年人,等到低龄暮年人年事大了,再由乡村更低龄暮年人来照料,互帮互爱,相助养老,岂不很好?不外,相助养老的实现,需要解决互帮相助的价值权衡问题,即低龄暮年人照顾高龄暮年人,这个照顾能否获得回报。
如果相助幸福院只是乡村暮年人娱乐运动的场所,娱乐运动自己就是回报,所有来到场运动的暮年人都能从相互来往中获得回报。他们让自己的闲暇变得有趣,以为时间过得快了。暮年精英也可能很愿意组织种种运动,因为组织运动让他们受到尊重,成为暮年人中的首脑,他们会有荣誉感、使命感,纵然没有酬劳他们也愿意支付劳动。
但在相助养老院,低龄暮年人照料高龄暮年人,偶然一次是没有问题的,如要恒久坚持则低龄老人必须有高度的使命感、荣誉感以及和乡村团结如一家的配合体意识。不外,在久病床前尚无孝子的语境下,指望低龄暮年人恒久为高龄暮年人提供服务是不太现实的。因此,现实中就存在相助养老的计酬问题。
有两种计酬措施:一种是即时支付,另一种是“时间银行”。即时支付相当于由相助幸福院给照顾高龄暮年人的低龄暮年人付费,低龄暮年人或其他助老服务人员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由谁来支付用度?有三个主体:一是国家津贴,二是团体支持,三是高龄暮年人缴费。
这样一来,相助幸福院就靠近一个民办非企业的托老所,而与相助养老有了显著差异。“时间银行”就是由低龄暮年人为高龄暮年人提供服务,服务时间记载下来换取时间券,作为自己年迈时接受服务的凭据。
“时间银行”起源于20世纪80年月以来开展的社区相助养老实践,中国最早的“时间银行”泛起在20世纪90年月末的上海市。进入21世纪,“时间银行”实践遍布全国。不外,“时间银行”实践难题较多,全国真正乐成的案例险些没有,其主要原因是:劳动结果代际接力的延期支付方式不易获得信任和认同,“时间钱币”缺乏统一、规范、科学的计量尺度,“时间银行”运行历程中难以做到有效的风险治理,人口流动配景下难以实现“时间银行”的转让、继续及通存通兑。
简朴地说,“时间银行”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准确计量,无法成为尺度化的通用的“时间券”或“劳动券”。因此,相助养老其实也有三种略有差异的形式或模式:第一种,主要依靠志愿服务的模式,低龄暮年人自愿照顾高龄暮年人,低龄暮年人是志愿者,他们从志愿服务中获得友谊、荣誉和意义。
等到低龄暮年人年事大了,再指望更低龄暮年人来为他们提供志愿服务。第二种,主要依靠即时付费,即有偿服务的模式。
低龄暮年人提供服务可以获得较低水平的经济赔偿(低偿服务),从而形成基于利益和责任的对高龄暮年人举行的照料。对低龄暮年人的赔偿水平比力低,因为这些低龄暮年人往往有大量闲暇时间,且照料相互熟悉的高龄暮年人能获自得义感。相助幸福院也可以付费,但付费远低于市场,这样就可以形成较低成本的养老。
第三种是“时间银行”模式。通过严格的劳动时间记载,及庞大劳动与简朴劳动的核算,接纳劳动结果代际接力的方式开展相助养老服务。现在的问题是不仅存在劳动时间尺度化通用化的难题,而且很难形成对时间券的预期,即很难预期现在的服务支付在未来能换回同等服务的回报。单独来看,这三种模式都存在问题:第一种靠志愿的模式要求志愿者必须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信任水平,在乡村社会中险些不行能恒久连续;第二种模式靠近机构养老,相助水平比力低;第三种模式与第一种模式存在同样的对情况信任的高要求,因为时间券本质上是靠信任来兑现的。
无论是志愿服务、低偿服务还是“时间银行”,都需要有连续运转下去的乡村内部的信任和预期。从当前全国推动的相助养老模式来看,乐成的并不多,相助养老远没有成为当前养老的重要增补,更没有成为主要渠道。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仅从养老角度来解决养老问题,而没有将相助养老放置在中国农村的语境中,以及没有将农村相助养老放置在乡村社会建设的大配景之下。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农村生长相助养老的焦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必须要有乡村的信任、认同、预期和价值感、归宿感,或者说关键在于造就乡村社会资本。三、乡村文化建设是相助养老的关键志愿服务、低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种相助养老模式,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三种相助技术,脱离情况条件,这三种相助技术都很难使相助养老运转下去。
或者说,这三种相助技术的运转严重依赖于情况条件,焦点是乡村社会资本。一个具有富厚资本的乡村,纵然相助技术比力粗拙,丰裕的社会资本也可以淘汰相助历程中发生的种种摩擦,并使相助养老仍然可以良性运转;而如果没有富厚的社会资本作为润滑剂,粗拙的相助技术运转起来摩擦力将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会运转不下去。我们先清理一下思路。
在快速都会化配景下,农村相助养老的基本情况为:(一)以前主要依靠家庭的养老变得越来越难题。(二)取代家庭养老的机构养老成本太高且服务太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养老都不行能主要依靠机构。
(三)农村有大量缺少都会就业时机的暮年人返回乡村居住,其中绝大多数低龄暮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农忙时间有限,闲暇时间许多,低龄暮年人的时机成本险些为零,乡村失能半失能暮年人数量不多,处境也欠好。(四)如果能将乡村低龄暮年人的努力性调动起来,为高龄暮年人服务,高龄暮年人养老问题就可以获得低成本解决。
低龄暮年人为高龄暮年人服务形成“劳动券”,等到他们年迈失能就可以由更年轻的暮年人来接力服务,这样的接力服务不仅低成本解决了养老问题,而且还到处闪耀着人性的辉煌。(五)相助技术很关键。不是通过市场和钱币而是通过劳动力代际接力来完成乡村内低成本、高质量的相助养老。
当前比力常用的相助技术包罗志愿服务、低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种模式。(六)从现在实践来看,当前三种养老相助技术的摩擦力都比力大,因此都难以连续。降低摩擦力的措施是提供润滑剂,这个润滑剂就是增加乡村社会资本。
(七)相助养老的基础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资本,在于乡村建设。仅仅从技术上解决相助养老问题,甚至将“时间银行”规范得与钱币一样准确,相助养老也不行能延续下去。相助养老相较于以机构养老为代表的市场养老的优势就在于其不准确,相对模糊,从而为大量未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提供了交流时机。“时间银行”相较于钱币的优势也在于其不准确和低成本,这大大降低了生意业务成本,促成了未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交流。
在当前中国乡村生长相助养老有许多优势:第一,当前中国乡村有许多有大量闲暇时间的低龄暮年人,他们身体康健。这些低龄暮年人可以用很低成本发动组织起来照顾高龄暮年人。第二,中国乡村都是历史形成的,乡村中不是远亲就是近邻,都是熟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而且乡村仍然是他们的归宿。
农村暮年人对农村社区的依附感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熟人社会相助与都会生疏人社区相助基调肯定是差别的。第三,乡村的农户都有宅基地和自己的住房,都有庭院经济,也都有承包地。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农村有劳动力的暮年人种自家承包地只需要很少时间(农忙时间少于两个月),不仅收获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往往另有余力支援在都会生活的子女。
就是说,农村低龄暮年人不仅恒久生活在乡村,可以轻松地与土地联合起来,而且有大量闲暇时间。让闲暇时间过得有意义,是农村低龄暮年人的内在需要。第四,乡村具有良好的自然情况,与自然亲密接触可以怡养天性。
无论是庭院经济,还是捞鱼摸虾,既为暮年人增加了收入,又证明他们自己仍然有用。在以上乡村所具备的相助养老优势下,通过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等相助技术,就可能将优势酿成可以连续的乡村相助养老实践。如何酿成实践?第一步,由国家或村团体或社会赞助建设相助幸福院,形成基本的设施条件,甚至可以以民办公助项目的形式给予幸福院一定的运转津贴。第二步,组建可以提高乡村暮年人生活质量的暮年人协会开展种种文化运动。
因为文化运动是娱乐性的,可以提高闲暇生活质量,所以乡村暮年人就有到场的努力性,暮年精英也就有无偿组织暮年人文化运动的动力。这些乡村精英以为自己在发挥余热,做有意义的事情。
暮年人协会和文艺运动组织起来相对容易,责任也不大。第三步,相助幸福院和暮年人协会为乡村全体暮年人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来往时机,增加了文化娱乐运动的吸引力,提高了暮年人的生活质量。
第四步,可以在相助幸福院设立托老床位,接受少量缴费的乡村高龄暮年人入住,同时低偿聘请乡村低龄暮年人为这些托老高龄暮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暮年人协会同时组织发动乡村低龄暮年人为高龄暮年人提供志愿服务,或可以记账的“时间银行”服务。第五步,相助幸福院可以为其他暮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如送餐服务,也可以收取一定用度。
第六步,可以在暮年人协会提供托老床,为全村高龄暮年人提供日托或全托服务,适当收取用度,国家给予须要津贴。第七步,发动全村社会气力形成自愿社会资助体系,依靠本村在外事情的“乡贤”改善相助养老的设施和运转条件。
第八步,将乡村低龄暮年人组织起来,充实发动低龄暮年人为高龄暮年人服务,将服务时间纳入类似“时间银行”的记载,并通过村团体收入为服务时间提供一定兑现保证。第九步,形成地方政府的政策指导体系,对区域内相助养老服务提供运营指导。
以上九步中,最为重要的有四点:一是将相助养老置于乡村情况与气氛中,尤其是置于暮年人文化娱乐需求基础上,置于暮年人协会和暮年人运动中心基础上;二是综合运用志愿服务、低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种技术手段;三是提供多样化、多条理却并不庞大的相助养老服务;四是强有力的国家资助和指导。在乡村中,将相助养老作为乡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门,依靠乡村自身的组织发动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有力指导、支持,农村相助养老就可能运转起来,实现低成本的养老。需要强调的是,相助养老实践的乐成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乡村建设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为养老技术运转提供的润滑作用。脱离乡村建设谈农村相助养老即是缘木求鱼。
四、关于农村相助养老的几个问题(一)机构养老与相助养老的差异随着家庭养老功效的弱化,机构养老正在快速生长。大多观察讲明,机构养老的服务质量较差,收费较高,机构养老生活缺少眷注与意义,机构养老险些酿成等死。
且相对于当前中国农民收入,机构养老收费也过于高昂。机构养老就是将暮年人送到养老机构,由养老机构对暮年人举行生活照料的养老方式。养老机构通过聘请照顾护士人员为暮年人提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服务是生活照料。
到机构养老的暮年人一般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半失能暮年人,这些失能半失能暮年人聚在养老机构,常会形成一种十分灰心的气氛。养老机构收费不行能太高,为暮年人提供的服务不行能太好,且为了防止意外,对暮年人行为多有限制,尤其是严格限制暮年人外出,因为一旦外生产生意外,对养老机构来说就是重大事故。
同时,养老机构必须有种种防止意外的设施,好比消防设施、呼救系统等,所有这些设施达标就会提高养老成本。养老机构建设投入、聘请照顾护士人员投入、照顾护士人员培训投入以及养老机构治理成本,这几项成本加起来远高于一般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
随着国家对养老机构建设尺度的提升,机构养老成本一定居高不下。也就是说,稍微好一点的机构养老服务,其成本和收费就会远高于农户能支付得起的养老支出。
看起来在机构养老泛起意外的概率越来越小(一个养老机构泛起意外事故常会引发对全国养老机构的整改),而造成的结果却是养老成本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暮年人无法获得养老服务。实际上暮年人留在家中养老泛起意外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在养老机构。也就是说,随着农村家庭养老功效的衰退,农村发生强大的机构养老需求。
国家为了淘汰机构养老的意外事故、提高机构养老的服务质量,对养老机构提出了规范治理和尺度化建设的要求,这些要求提高了机构养老的成本,固然也就提高了养老服务收费,这个收费远超出一般农户的养老支付能力。机构养老质量提高了,而农村暮年人却越发负担不起机构养老用度,从而无法到机构养老。(二)相助养老与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差别,家庭养老和相助养老的宁静风险都是自担的。
在机构养老收费太高且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的情况下,增补家庭养老的最可靠气力就是相助养老。相助养老的原理和操作实践不再复述。相助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是:相助养总是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就是说,乡村绝大多数暮年人都住在自己家中,且有生产能力的暮年人仍然与土地联合起来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能自理暮年人仍然生活在家中,只有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少数暮年人需要相助幸福院的全托服务,固然相助幸福院也可以为失能半失能暮年人提供居家服务,好比送餐服务等。
在乡村中,正是依托家庭养老,才可能让乡村低龄暮年人有足够利便的途径和时间为高龄暮年人提供服务。好比可以低偿聘请低龄暮年人做全托照顾护士员或伙食员,可以由乡村家庭肩负不重的暮年精英(“五老”群众)负担暮年人相助的组织事情,这个组织事情可以与暮年人协会的文化运动联合起来。
依托乡村、依托家庭、依托文化建设,以及依托乡村种种社会气力和社会资本,重点为少数生活不能自理的暮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可以极大地缓解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逆境。若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等相助养老技术都充实运转起来,乡村对高龄暮年人养老服务的质量甚至可以到达较高水平,因为这里既有乡村熟人的社会情感,也有自己人的体贴。这些人情、情感和体贴,让低龄暮年人在照料高龄暮年人中获得了自我肯定。
他们不仅积累了以后被照顾的“时间券”,而且在相互照顾中获得了认同、意义和价值,闲暇生活也就有了质量。(三)乡村养老在乡村相助养老中,乡村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详细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乡村是熟人社会,暮年人受到的眷注是温暖的、真诚的。有人情、不冷漠对暮年人很重要。
第二,乡村容易形成价值生产能力。乡村不仅是每小我私家的出发点,而且是最后的归宿,生于斯死于斯。第三,乡村与大自然亲近,随时可以通过接触大自然来焕发生命能量。
第四,在乡村中可以实现相助养老与家庭养老的互补。五、结语在都会化配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向都会,传统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机构养老不仅存在收费昂贵、农村家庭付不起的问题,而且因为机构养老切断了农村暮年人与乡村熟人社会在经济、社会、心理、精神各方面的联系,从而降低了其养老质量。因此,未来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为建设在家庭养老基础上的相助养老。相助养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其康健运行需要通过详细技术设计来维持。
志愿服务、低偿服务和“时间银行”是三种可能的相助养老技术,这三种相助养老技术的连续有效运行,需要有可以为其提供润滑的社会资本。仅仅在技术层面开展事情,相助养老就很难连续。
只有将相助养老置于乡村和乡村社会之中,通过乡村情况建设与乡村社会建设,才气建设良性、可连续、高质量的相助养老。相助养总是农村养老的出路,通过相助养老充实调动农村低龄暮年人自愿为高龄暮年人服务,低龄暮年人通过服务获得了尊重、友好情感、有用感,甚至一定的经济回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而高龄暮年人则一直可以保持与乡村和暮年人群体的血肉联系。乡村空气清新,暮年人与土地联合、与自然亲密接触,享受蓝天白云、莺啼燕语,舒缓的生活节奏和平静的乡村夜晚,都特别适合暮年人生活。
在乡村熟人社会中,这种相助养老就不是无奈的选择,而是最优的养老选择。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相助养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可以提供充实的资源支持。乡村建设使相助养老技术获得润滑,以乡村熟人社会为基础和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相助养老为中国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模式,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选择,甚至为中国未来养老以致全世界的养老提供了重要方案。原文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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